1949年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，携他的美貌夫人张乐怡飞，一同飞抵香港机场时的老照片。这绝非电视里的演员所饰演，确是货真价实的宋子文夫妇，外貌清晰可辨，毋庸置疑！二人于同年六月，办理好财产转移和移居手续后，又一起飞往美国纽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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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盛夏的庐山，蝉鸣噪得人脑仁疼。
财政部长的黑色轿车碾过牯岭的碎石路，停在一栋红顶石墙的洋楼前。
宋子文刚迈出车门，眼角余光瞥见二楼阳台上一道素白身影。
那姑娘正弯腰修剪茉莉花枝，后颈碎发被汗水濡湿，侧脸线条像景德镇老师傅手中最薄胎的瓷碗，透着光。
他忘了自己是来考察工程预算的，也忘了上海滩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，在台阶下愣了足足五秒钟。
张乐怡这天穿的并非什么华服，只是件阴丹士林布旗袍，洗得微微发白。
她父亲张谋之是庐山脚下数一数二的营造商，手里攥着半个牯岭镇的建筑合同。
家里虽有钱，却从不惯着孩子。
张乐怡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，天天泡在父亲的商号里看账本，算盘打得比老伙计还溜。
谁也没料到，这场例行公务的拜访，会像根火柴，“刺啦”一下点燃两个人后半生的轨迹。
那时候宋子文刚经历一场惨败。
他追了盛爱颐整整三年，送花送诗送钻石，人家盛七小姐却只回赠他一枚金叶子当路费。
盛家老太太嫌他母亲当过保姆，死活不点头。
等宋子文当上财政部长衣锦还乡，盛爱颐早已赌气嫁作他人妇。
张乐怡像一帖清凉剂，恰好敷在他自尊心的烫伤上。
在张家书房喝茶那日，她端着茶盘袅袅婷婷进来。
旗袍开衩处若隐若现的小腿，让这位哈佛毕业的银行家碰翻了青瓷茶盏，滚水泼湿了文件也浑然不觉。
婚礼定在1928年深秋。
上海《申报》连登三天喜讯，说宋家公子娶了赣省首富千金。
陪嫁箱笼足足有六十四抬，除了丝绸翡翠，还有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凭证。
婚后张乐怡依旧素净，陪丈夫出席外交酒会时，总能把法语和英语切换得像换唱片般自如。
连宋庆龄私下都夸这姑娘通透，不像有些豪门媳妇，除了打牌就是炫富。
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洞里，阴冷潮湿得能拧出水。
张乐怡把貂皮大衣剪成小块，分给没带厚衣物的官员家眷。
她带着三个女儿在油灯下绣手帕，教她们“忠”字要写得端正，“孝”字重心要稳。
那年宋子文在香港遭日本特务追杀，她连夜带着孩子从后门逃往澳门。
怀里始终揣着结婚时他送的那枚翡翠胸针，冰凉的玉石贴在心口，是唯一的热源。
1949年春天的外滩，汇丰银行大楼里的保险柜发出沉闷的闭合声。
宋子文把最后一批金条装箱时，张乐怡站在落地窗前，看黄浦江里的外国军舰犁开浑浊的浪。
她没哭也没闹，默默把细软收进樟木箱子。
六月份飞往香港的航班上，她特意带了那件结婚时的白旗袍。
后来在纽约长岛的别墅里，这件旗袍被她压在樟木箱最底层，领口绣的并蒂莲，颜色一年比一年黯淡。
三个女儿相继出嫁后，张乐怡把精力全扑在华人社區的事务上。
她组织的妇女会每周聚会，教新移民包饺子、腌酸菜。
宋子文突发意外离世那天，她正在厨房熬银耳羹。
听到噩耗时，汤勺“哐当”掉在地上，滚烫的糖水溅到旗袍下摆，烫出一串焦痕。
后来她患上帕金森症，手抖得端不稳碗，却坚持要自己吃饭，米粒撒了一桌也不让人喂。
1988年深秋，张乐怡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停止呼吸。
床头柜上摆着两张照片，一张是1928年婚礼上的黑白照，她笑得像朵盛开的玉兰花。
另一张是七十年代拍的彩色照，满头银发的她站在圣诞树旁，旗袍领口依然扣得严严实实，一粒盘扣都没松。
护士整理遗物时，在她枕头下发现半张发黄的船票——1949年从上海开往香港的末班船。
那艘船载着她离开故土，一去就是四十年。
宋子文曾对密友感慨，这辈子最对得起张乐怡的事，就是没让她经历改嫁的狼狈。
而张乐怡晚年常对孙辈念叨，她最庆幸的不是嫁给财政部长，而是父亲当年坚持让她读书识字。
民国那些大小姐里，有人吞金，有人出家，有人被战火炸成碎片。
她算是运气好的，没经历过被休弃的屈辱，没遭遇过家破人亡的惨剧，就连最后时刻都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。
只是不知道她弥留之际，会不会想起庐山那个夏天。
阳台上白裙翻飞，年轻财政部长仰着脸，阳光穿过树叶缝隙，在他金丝眼镜片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那大概是他们这辈子最轻松的时刻，还没有四大家族的包袱，也不用操心货币改革。
就像她陪嫁箱底那件素色旗袍，干干净净，没沾过半点政治污渍。
后来长岛别墅里的玫瑰开了又谢，她再也没回过庐山。
那些被她藏在箱底的，除了旗袍，还有整整一个时代的体温。
信息来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宋子文&张乐怡：宋家“一哥”与“乱世富贵花”的幸福人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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